別人可以逃離,他們通過走近,無國界限制醫生:我經曆的戰爭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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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1年開始,中國內地有23名醫生和後勤人員在經過“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考核後飛往世界各地。他們所經曆的遠比《太陽的後裔》所演繹的,更為豐富跌宕、殘酷

在出發去阿富汗以前,麻醉科大夫趙一凡和婦產科大夫蔣勵收到無國界大夫發來的對於阿富汗的細致電子材料,細致到揭示他們在本地坐醫療車時不要男女混坐,蔣勵還收到了專門為女醫生發放的津貼,讓她們在當地買頭巾遮住頭發。

下了飛機,蔣勵立刻戴上了一條從北京回民朋友那裏借來的圍巾,“雖然他們不一樣,但可以遮掩化妝。在一個小破房子提行李,在廣泛的握手與持槍士兵混到長袍,她感覺就像在電影“阿爾戈”。機場停車時間不長的距離,“它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趕到的前當地人趙一凡,“亂七八糟的,軟,硬拿錢,”他有點緊張。

無國界醫生的醒目印刷直到白色背心上的當地司機采取了從蔣勵手的行李,她意識到工作已經開始。

4月14日完結的韓劇《太陽的後裔》把戰地醫生這一職業帶入人們的視野。在世界各地的63個國家中,有約3000名自發在武裝沖突、疫病爆發、天災人禍地區工作的醫生和後勤人員。他們常常穿著寫有醒目、紅色字樣的白色T恤,乘坐白色救援車穿行在交火激烈、疫情遍布的大道或小路上。工作駐地沒有武裝保護,他們只能依賴中立、獨立、不偏不倚的原則。在工作地,他們被叫做MSF(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在中國,他們被叫做“無國界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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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

1971年,一群參與法國紅十字會的法國醫生從尼日利亞內戰前線返回巴黎,並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廣告:“我們只是雇傭軍嗎?”

在非洲的中心地帶,在皮亞法拉鎮50名法國醫生目睹了軍隊對平民的血腥屠殺。每天都有300個孩子死於戰爭。然而,這是不方便參與他國的內政為由國際組織,要求醫生“看到的一切保持沉默。”

醫生很生氣。他們決定成立一個新的醫療救援組織,代表了“跨境人道主義援助不需要任何許可的國家權力。”300個醫生報名參加,他們起草了一份聲明,認為“無論人們的種族、宗教信仰與政治立場為何,任何人都有獲得醫療保健的權利”,就是“無國界醫生”。 為確保業務獨立性,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資金來自全世界500萬獨立捐助者90%以上的私人捐款。1999年,“無國界醫生”獲諾貝爾和平獎。

在中學,住在廣州的趙一凡人在香港電視台看到了無國界醫生組織。黃色、白色和黑色皮膚的醫生們,擠在帳篷裏的手術台周圍,一起拯救他渴望已久的病人。從醫學院畢業後,他成為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麻醉師的願望一直存在“在災難拯救生命的第一線”。

2012年9月的一天,趙一凡 ,這位有十多年臨床經驗的醫生,打開了無國界醫生的申請表,並用全英文填寫了一份長達四頁的申請表,詳細介紹了他的個人經曆。

與此可以同時,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治療婦產科管理工作生活四年的醫生蔣勵正在發展經曆“一種不夠了的感覺”。 她所在醫院的婦產科每月接生200個未出生的嬰兒,每個嬰兒有個醫生和三到四個病房。“他們有豐富的醫療信息資源,無國界醫生的人道救援工作,需要由專業的醫療和非醫療志願人員執行;在志願人員背後,也有不少人默默支援前線的救援工作,當中包括不少熱心的辦事處義工,以及一直支持無國界醫生的每月捐款者。你只是因為他們對於很多醫生中的一個;而很多偏僻地區發展可能我們只有你一個中國醫生,你是他們的全部。”剛好,她的下級醫生屠錚是中國本地的第一位無國界大夫,從前輩口中,蔣勵知道了申請的全部流程。

趙一凡很快便接到了一個來自中國香港的電話,兩次英文電話面試後,他被通知去香港學生參加活動為期兩天的實地工作考核,測試他的綜合能力素質。

無國界醫生香港協會在1994年成立,是無國界醫生全球運動的24個協會之一。先後在香港、北京和廣州設有一個辦公室,並將管理工作進行延伸至多個東南亞其他國家。從2001年開始,中國內地有23名醫生和後勤人員在經過“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考核後飛往世界各地。

審核完結後,趙一凡和蔣勵的名字都被支出無國界醫生的人才庫中。

無國界醫生進行組織的負責人可以定期將不同項目的研究資料發到候選醫生郵箱,醫生們根據學生自己的時間和生活發展狀況分析做出確認與否的回應。通常這種情況下,任務的平均時長在1到3個月,一個企業項目的十幾位醫生來自中國不同發展國家。“項目需要24小時待命,每周工作7天,我們不希望醫生長期在那裏透支。“無國界醫生組織中國媒體經理” 魏保珠,“他解釋說。

2012年,在去阿富汗的項目通知上,趙一凡和蔣勵都回複了“參加”。趙一凡被分配到北部昆都士手術創傷醫院的麻醉師,他保留了他的崗位在廣州醫院。蔣勵則辭去自己工作,去了中國南部霍斯特的一個婦產醫院。作為無國界醫生,他們每月能領到約1000歐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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